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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经过去一年的市场洗礼,一群诞生于几年前、并在去年上半年乘势扩大规模的“草根私募”,都在不同程度上遇到“成长的烦恼”——净值回撤、规模缩水、甚至险些“断炊”。

“在牛市获得的技能,远不如在熊市中得来的更刻骨铭心”,在漫长的存量博弈环境下,这群脱胎于私募注册制的首批“尝鲜者”羽翼渐丰,他们执着地坚守着各自的投资逻辑,静心等待价值投资的再次回归。

不过,面对宏观经济的“L型”走势,眼下的这场市场硬仗并不好打。他们对眼下的A股有着十分理性的判断——既反对极度看空,也不赞同动辄“千点豪情”的“速胜论”。

草根私募发展步履维艰

就在4月下旬,程峰在朋友圈透露已离开供职几年的某家私募,下一步去哪里,他并没有明确告知,但在回应上海证券报记者时说,“可能会与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家新私募,名字还没想好,但肯定不会离开投资这个圈子。”

程峰是70后,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。工作之余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股票投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某知名股评人,聊起投资彼此相见恨晚。后来,这位股评人创办了某家私募,他也成为该私募最年轻的合伙人。

作为一家专注成长股的“草根私募”,这家私募的核心团队只有三个人:董事长负责整体策略兼传媒行业研究;董事总经理重点研究医药行业;而程峰则主抓消费行业。对于看好的公司,他们会不惜代价去调研,“自下而上”的选股策略,是这家私募的牛市制胜之道。

“我们并不热衷短线操作,一些十分看好的公司,我们会坚定持有数年,只有待市场极度疯狂、股价严重高估时,才考虑卖出。”笃信成长股的董事长曾告诉记者,因为资金有限,他们只能重点攻击最熟悉的行业和公司,而一旦选定目标,公司就会坚定持有,不动如山。

但遗憾的是,一只让董事长十分看好的某成长股,在并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价位时,就开启了见顶下跌的漫漫熊途,过去一年间最大跌幅超过六成。在程峰离开这家公司时,这家私募去年上半年新发的两只产品,净值回撤仍在三四成。

与通过在股市上“做多”盈利的私募不同,从券商投奔私募的梁凯则选择了“多空策略”——在熊市中,可以在股指期货上做空盈利,而在牛市中,则在期指上做多盈利,既不当死空头,也不当死多头,完全跟着趋势做。

2013年年中,梁凯创办的量化私募发行了成立以来的首只产品,产品净值一直表现平平,直到2014年11月底,他开发的量化系统发出了强烈的“做多信号”,其净值也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直线蹿升。

也是拜去年牛市所赐,梁凯在2015年顺利发行了四只新产品,既有量化对冲的,也有多空趋势的,还有套利策略的。不过,除在股市异常波动前抢发的一只量化对冲产品获得40%收益外,其他三只新产品的净值都并不乐观:两只微盈,一只略亏。

自去年8月股指期货交易规则趋严以来,包括梁凯所在公司在内的对冲基金都“一夜入冬”——开仓困难、高频瘫痪、交易成本上升。其中,受影响较大的私募基金,主要采用股指期货CTA策略、阿尔法策略和股指期货套利策略。

谈及成交量的今非昔比,歌斐资产FOF基金董事总经理宁冬丽对记者解释称,任何一个衍生品都兼具价值发现和流动性功能,自股指期货工具被限制后,从事量化策略的对冲基金都无法正常发挥,所以才造成大家所看到的成交量大幅萎缩的结果。

一场攸关生死的持久战

“他们出身草根,属于私募里面的民间派,但他们业绩并不比那些科班出身的差,反而由于他们没有所谓的理念束缚,更容易打破窠臼,守正出奇。”去年5月,谈及草根私募创业潮,一位混迹于北京私募圈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这样描述。

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,这批诞生于牛市前夜的草根私募,生逢其时赶上了大牛市,而真正考验他们管理能力的,却是在牛市之后的漫漫熊市。至于到底能否经受考验,至少需要经历一轮完整周期才能得以验证。时隔一年,这番话竟一语成谶。

牛市管理多少钱的资产规模,才能维持一家私募熊市里的日常运转?三年前辞去公职创办量化私募的梁凯对此有深刻理解:除去繁琐的注册、财务、税收事宜,办公成本和用人成本是一家新创私募的最大运营成本。

“我们想招聘一个人,开20万元年薪的话,企业要承担至少35万元的成本。”梁凯称,因为高昂的用工成本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困扰,只有在牛市做大规模、打好基础,才能保证撑过下一个熊市,而这个门槛至少要“二、三个亿”。

“二、三个亿”只是不足十人小团队的规模“底线”,而对于三五十人的中型规模私募,“少于十个亿”都会面临生存危机。

为储备熊市里的“粮草”,很多近年新成立的草根私募,不得不在牛市奋力抢发产品,做大规模,执行十分激进的投资策略,而一旦市场风向骤变,这些习惯保持“高仓位”博弈的草根私募,则很可能遭遇“平仓”危机。

谈及做私募前后的最大变化,一位前年年底成立私募的“超级大户”坦陈,成立私募后压力更大了,以前管理自己的资金对回撤看得并没有那么重,但现在替客户管理资产,稍有回撤,投资人就会打电话过来质询。

作为数轮巨幅震荡后的“幸存者”和存量博弈下的“坚守者”,受访的几位草根私募大都如履薄冰,因为私募契约中的“绝对回报”条款,既是对私募管理人的一个“枷锁”,也是激励他们的巨大挑战,这关乎收益,更关乎声誉。

“今年市场非常不好做,很多择股型的管理人,最近都将大量资源花在研究上,甚至超配了比以往更多的研究员。”宁冬丽发现。她判断,今年市场大概率将价值回归,届时最优质的上市公司将得到机构的认可。

面对存量博弈的市场,择时能力强的私募,也会将择时策略发挥到了极致。宁冬丽称,原来可能是年度、季度判断,现在则变成了周、月度,甚至更短时间判断,他们已经把整个择时模式和空间扩展到极致,他们希望精准控制仓位,进而帮客户实现绝对收益。此外,对于另一些规模略大的私募而言,“多策略”趋势也非常明显。宁冬丽认为,因为市场有情绪存在,一种策略很难为客户创造绝对收益,很多私募也将产品线延伸到商品期货、港股甚至海外市场,这也是当下私募应对持久战的新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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